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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櫃濤聲──十七世紀荷蘭與明朝在澎湖的交鋒
歷史月刊
http://mag.udn.com/mag/newsstand/storypage.jsp?f_ART_ID=193388
【文/朱和之】 
台華輪緩緩離開高雄港。
我站在舷邊張望,才知道逐漸遠去的碼頭和不斷縮小的摩天大樓原來是這般光景。
這是我第一次乘船通過台灣海峽,也是頭一次從汪洋上眺望這座海島。

前一晚不曾睡好,船離岸後我就進了客艙,在沙發椅上睡著了。
我做了一個乘船前往澎湖的夢,船隻以超現實的飛快速度前進,又以毫釐之差掠過一道堤岸……彷彿夢到自己錯過了某個海上奇景,正感到有些懊悔,忽然醒來,船身正大幅度地搖晃著,想是到了外海。
我推門到舷邊觀看,船在四望無盡的海上航行,海面涌著一波疊著一波向南而去的潮流。

從一塊台灣最早的石碑談起 
不知過了多久,發現遠處海面上似有些不尋常處,待駛得近了一看,海水一線切開分為兩色,西黑東藍,這當然就是著名的黑水溝了。
雖知黑水溝的原理是快速的洋流帶走了水中雜質,海水無從反射太陽光,所以看起來漆黑如墨。
然而實際看見黑成這樣的水色,依然大感驚奇。船行甚速,驚嘆未定便已默默駛過分水線去矣。

古時黑水溝被人們認為是一大天險,
早期對海洋知識貧乏時,大陸沿海的人們甚至傳說澎湖以東有「落漈」,
也就是海平面有一段高低落差,船隻若不慎被颱風吹落到水面較低的那一側,就再也難以駛回。
這樣誇張的傳說,充分表現了古人對台灣海峽的畏懼。

我在舷邊待了好一會兒,船身不斷被浪潮托起又放落,每每撞在下一道浪頭上,激起壯觀的水花,叫人觀之不厭。
隨著浪越來越高,船首濺起的水花也越大,終於形成一面三、四層樓高的水幕撲頭蓋臉而來,把在舷邊閒看的人都打得一身濕,紛紛逃進船艙裡去。

經過四個小時的航行,輪船駛入馬公港,果然水波不興,不愧自古便有「海中平湖」之稱。
下了船,乘客們四處散開各有去處。
我信步往市街走去,正迷惘著該先吃飯、租車,還是找個旅館住下,抬頭忽見一片古舊的白色山牆,心想這莫不是天后宮吧?
繞到正面一看果然。

澎湖天后宮是台灣第一廟,也曾經是荷蘭人兩度占領澎湖時明朝將領與之談判的場所。
現在的廟宇乃是1919年(大正八年)時重建,清朝以前留下來的文物不多,
但在後進清風閣的過道間,立著台灣最早的石碑「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」,紀念1604年的明荷談判。
石碑形式十分簡單,素樸一柱,上書12字,但其內涵叫人品咂不盡。
這碑曾長時間不為人知,1919年天后宮因老舊傾圮全面重建時,人們才在祭壇下方挖出它來。
天后宮這次重建將清朝以前的舊廟遺緒清理幾盡,卻也挖出了通往明朝的一絲線索。

午飯後,租了摩托車,先到位在市區的孤拔紀念碑觀望一番,然後沿著馬公內灣騎了約莫一小時,到對岸的風櫃尾。

抵達海岸公園時,只見一名正要離開的釣客,此外別無人蹤。
公園裡立著兩座碑塔,上前觀看,
一座是紀念中法戰爭時在澎湖病歿及陣亡的法軍將士,
另一座則是紀念在澎湖灣爆炸沉沒的日本海軍艦艇松島號——甲午戰爭時首先運兵登陸澎湖的驅逐艦。
兩者碑文皆漫漶難辨矣。
松島號雖然不是在澎湖之役沉沒,而是在戰後一次練習航行中意外爆炸,
但以侵澎主力艦艇之一,葬身於此,也算為歷史留下一些印記。

今日來此,是為了找尋蛇頭山上的荷蘭古城遺跡。
蛇頭山是風櫃半島頂端向海上伸出的長岬,顧名思義,做一字長蛇狀,和對岸馬公市遙相對望,控扼著馬公港的入口。

我在沙灘上一時尋不著往岬頂的路,循著岸邊行走,發覺長岬向著海中略略拔高,似無路途可上。
於是回頭繞了點路爬上山背,不一會兒就發現有轍蹟通往岬頂。
兩道轍蹟間蒿草幾與人齊,轍痕凹陷處也長滿了綠油油的蔓葉和清雅的小紫花,顯然已經很久沒有人車通過。

看不到地面,又不知這蛇頭山上是否有蛇?
一步步小心踏著,好容易來到岬頂,只見一圍長滿仙人掌和不知名雜木的土牆,正是風櫃尾紅毛城殘蹟了。
土牆中間有一道缺口,走進其中,約略可以看出古城方正的格局,但城中除了一座崩圮的國軍哨亭之外,地面也都長滿了植物。
穿過對面城牆上的另一道缺口,便來到臨海的一小塊平地。
懸崖邊設有兩支警示船隻的信號燈桿,大約一層樓半高,其中一支在杆頂設有維修用的工作平台,並有鋼筋焊成的便梯可以攀登。
古城被植物所掩蔽,從地面難以窺其全貌,很想登上高處綜覽一番,雖然燈桿看來有些恐怖,幾番猶豫後還是硬著頭皮爬了上去。

從平台上往下看,崖底的浪花與岩石歷歷在目。
海風勁直不絕,吹得燈桿不住搖晃,似乎隨時都會翻落到崖下去。
我不敢站直身子,只能顫顫巍巍地伏在欄杆上張望。

在這小小的風櫃尾海灣裡,竟比肩立著荷蘭入台、中法戰爭以及甲午戰爭的史蹟。
此外,施琅也正是在眼前的澎湖灣擊敗明鄭水師主力,迫使鄭克塽薙髮歸降,並使得台灣首次被納入中國版圖。
海灣對岸的天后宮便是這場興替的見證——因為施琅在戰勝後向朝廷奏報澎湖之役獲媽祖顯聖庇佑,
康熙皇帝才將媽祖的褒封由「天妃」晉升為「天后」,並派欽差前來致祭。
此外在天后宮旁,也有萬軍井和施公祠聯繫著這段史事。

這是什麼樣的地方?放眼望去如此冷清,其底蘊卻又這般熱鬧。

在這長滿仙人掌的古城殘蹟上,我看見的只有荒涼。
這裡曾經擁有的衝突與激盪,早被冷冽的海風吹得一點不剩。
我匆匆爬下燈桿,心有未甘地抱著疑惑在城裡城外繞看良久,茫茫的風裡卻沒有任何答案。

明朝與荷蘭在澎湖的初次交手 
若干年後,我偶然在市立圖書館的架上看到一本《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(1)》,
驚喜地立刻展讀起來。
其中最初的幾封信,就是從澎湖寄出的。
隨著書頁翻動,記憶中空蕩的風櫃尾古城隱約出現了人蹤,他們談話、爭執、壘土造城、開火作戰……我一封又一封地讀下去,古城的印象逐漸鮮活起來。

「七月十一日,我率領艦隊順利抵達澎湖,在那裡看到一個可以讓大船停泊的良好港灣……

「我曾經率領兩艘快艇去巡視福爾摩沙島和其他島嶼,但找不到可以讓大船出入的適當海港,因為最適當之一的大員港,漲潮時水深也不過15到16呎(約4公尺)。
因為找不到比澎湖更適當、對公司更有用的地方,所以我們就在澎湖這個地方開始建造一個城堡。
這個城堡的大小為180呎(約48公尺)四方,有四個各有左右兩側的稜堡。
希望——若神賜給我們良好的天氣——三個星期內,或最久一個月內,這個城堡就可以有防衛能力。
這個城堡是用煙灰和泥土建造的,因為這些是我們在此地找得到最適當的材料……

「乾旱的時期,此地沒有很多水,只有一些鹹水。
您閣下要派來此地的船隻,可令他們經由藩朗或金蘭,去那裡購買一些豬和牛帶來此地,因為豬和牛在那裡價格比較便宜。
經過一段時間之後,可在此地繁殖眾多……

「此地的天氣經常變化不定,也下很多雨,這些島嶼的周圍有熱的潮流。
不過,位置很適合把漳州的人堵在裡面,並切斷他們的航道。」

1622年9月10日,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官雷爾生(Cornelis Reijersen)在停泊於澎湖灣的齊里克澤號(Zierickzee)船上寫信給他的老闆——巴達維亞城總督,報告艦隊近況。
從信的內容看來,應該是分成很多次寫的。
這也難怪,當時從澎湖寄封信去巴達維亞(印尼雅加達)可不容易,每年只有在吹北風的5個月裡,趁著有船隻返航時才能順道附寄。
不難想像司令官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把重要的事情先寫下來,然後一次寄出。

這是荷蘭人第一次在澎湖築城,卻已經是第二次占領澎湖了。
事情的原委得從1597年說起,這一年,荷蘭第一支航向東方的船隊平安返回阿姆斯特丹,大大鼓舞了荷蘭商人。
他們立刻派出了十幾支船隊前往亞洲,卻因為自我競爭而損失了不少利潤。
共和國政府(聯省議會)正忙著和西班牙打獨立戰爭,沒空發展海外殖民,卻又需要貿易利潤來支持軍事行動,
於是協調國內的主要貿易城市和省分在1602年合組一家公司,並授與各種國家權力。
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聯合東印度公司。

公司在成立當年立刻派出一支十五艘船的艦隊,並將歷史性的首航交給司令官韋麻郎(Wybrand van Waerwyek)。
艦隊最主要的任務是收購歐洲市場最渴望的貨物,也就是東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、瓷器、茶葉等商品。
香料不算太難取得,但中國商品卻麻煩得多。
澳門是中國唯一的通商港口,但是被敵對的葡萄牙人獨占。
此外便只能在東南亞購買中國商人運來的貨物,不但數量稀少,價格也十分昂貴。
因此韋麻郎受命尋找一個能夠直接對中國貿易的據點。

艦隊從荷蘭出發,航行17天後抵達爪哇萬丹,然後又轉往華商聚集的大泥(泰國南部的北大年)。
韋麻郎在大泥認識了商人李錦和潘秀,他們建議韋麻郎賄賂福建稅監高寀,由此打開貿易大門。
韋麻郎一開始希望能夠奪下澳門,於是另外招募了華人通譯和舵工,朝澳門出發。
但他聘到的舵工也許不是廣東人,竟然因為不熟悉粵海水路而使船隊漂浮到閩南沿岸,
結果又遇上颱風,為了避免觸礁航向外海,因而落腳在澎湖,並建造屋舍作久居之計。

既然到了澎湖,韋麻郎就依照李錦的建議和福建當局聯絡,但明朝官員對荷蘭人占領澎湖既驚訝又憤怒,立刻將李錦和潘秀等人逮捕。
蓋澎湖乃是明朝的「汛地」,也就是季節性派兵駐守的地方,被視為版圖之內。
雖然高寀為了多達3萬金(將近5萬西班牙里爾,在今日合數億新台幣)的鉅額賄款積極在背後活動,
但福建巡撫一面上奏朝廷反對,一面動員備戰,並且派出都司沈有容到澎湖談判。

沈有容率領50艘滿載士兵的戎克船前往,和韋麻郎在娘媽宮(天妃宮)會面。
沈有容強調外人不得在中國從事貿易,不過他也暗示只要在中國領域以外的島嶼上,荷蘭人就有機會取得想要的商品。
韋麻郎在航海記中描述,他們跟沈有容借了兩、三艘戎克船前往東南方尋找理想的碇泊地,
但沒有找到滿意的港灣,最後迫於明朝官員的壓力而決定退出澎湖。
由於沈有容曾經率兵到台灣追擊海盜,對當地情況有一定瞭解,當代學者認為沈有容建議荷蘭人前去的地方就是台灣。

中文史料對這次「諭退」有更豐富生動的敘述,但不曾提到沈有容建議他們前往別的島嶼,乃至借船探勘的事情。
中文資料偏重強調沈有容有膽有智、大聲論說道理而使荷蘭人慚愧屈服。

譬如《東西洋考》記載沈有容對韋麻郎說:堂堂中國,豈乏金錢巨萬萬。
你們被鼠輩所誆騙,結果賄款拿不回來,貿易又不成,後悔莫及!

荷蘭士兵聞言抽刀威脅,
沈有容毫無懼色,厲聲喝道:中國甚慣殺賊,你們說要來通商,所以好言好語跟你們談。
若要動武,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天朝兵威嗎?
他這番言語義正辭嚴,說得荷蘭人喪氣折服、恭順退去。

從中荷文獻,可以看出雙方立場南轅北轍,所重之事大不相同。
又可以從各自沒有記載的部分,看出兩邊的避忌之處,對照起來甚有樂趣。
韋麻郎的航海記純然計算公司利益,說此行仍然獲得不少中國人的友好對待,對將來的貿易取得了美好遠景。
中文史料則強調沈有容的豪情爽氣,以及天朝威儀的張揚。

我不懷疑沈有容在談判過程中展現的堅定態度,因為他確實說服了荷蘭人,並且贏得對方尊敬。
但荷蘭人也絕不會只是因為聽了幾句大道理便羞愧伏首而去。
持平而論,當時韋麻郎率領的是公司派來亞洲的第一支艦隊,還沒有建立任何根據地,羽翼未豐,盤算得失之後選擇離開是十分合理的。

且看18年之後,公司在亞洲站穩陣腳,派雷爾生再度前來占領澎湖,事情就沒有那麼好解決了。

用中國俘虜築風櫃尾城堡 
東印度公司於1609年在日本平戶設立商館,
1610年在爪哇雅加達(後來改名為巴達維亞)設立據點,並將觸角伸向亞洲各地。
1619年公司任命科恩(Jan Pieterszoon Coen)出任總督,此人雄才大略而手段殘暴,以鐵腕強行拓展公司勢力。
他上任後立刻奪回被英國人攻占的巴達維亞,興建了宏偉的城堡,並封鎖鄰近的大港萬丹,使巴達維亞成為往後百餘年中東南亞最繁榮的國際貿易中心。 
1621年科恩為了獨占肉荳蔻產地,揮兵攻下班達島,處決44名原住民酋長(外加被俘後自殺一名),並屠殺、流放島上居民。
而逃到深山中的倖存者又有不少飢病而死。
一說科恩這次攻擊造成上萬名班達人死亡,使得原本的社會結構崩解不存;
此外科恩的手下也在1623年逮捕安汶島上的15名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,
以水浸、火燒、鐵烙等嚴刑逼迫他們承認對荷蘭人圖謀不軌,最後處決其中13人,從而獨占了安汶島的香料資源。

這樣的科恩,無法忍受只能被動地在爪哇等待中國商船前來供貨,他決定要獲得一處對華貿易據點。
他心目中的首選還是澳門,一來這是已經有良好基礎的貿易港,二來奪下澳門可以打擊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敵國。
同時科恩又截獲情報,聽說西班牙人有意在台灣設立據點,以利對中國貿易並切斷荷蘭人前往日本的航線。
科恩決定先下手為強,在1622年派遣雷爾生率艦12艘攻打澳門,並命令若這次行動失敗,艦隊就改往澎湖或小琉球(台灣)設立據點。

雷爾生艦隊聲勢浩大地殺進澳門,沒想到遭遇慘敗,於是依照備案來到澎湖。
他親率小船前往台灣尋找港口,但看來看去都不滿意,最後決定在澎湖的風櫃尾建立城堡。

正如他在信中對總督報告的,這座城堡長寬各180呎,預計築四個稜堡。
其中台夫特(Delft)稜堡是在一塊高地上直接開鑿出來,其餘部分就得從平地築起。
雷爾生原本計畫用石頭築城,但因為缺少建築材料,只能填土壘牆,表面敷上草皮加以固定。

顯而易見地,這樣的城堡並不會很堅固,不必等敵人進攻,每逢大雨城堡就會嚴重受損,必須重新修築。
雷爾生在每一封信中不斷催請總督運來石灰或者燒製石灰用的柴薪,好將城堡築得像樣牢固些,但總督對此一直不予回應。
雷爾生只好拆掉一艘不堪航行的舊船,取其木板固定稜堡外牆。
在這樣克難的情況下,到了當年9月30日也已粗具規模,架了幾門大砲,並且派兵進駐。

雷爾生派人和福建當局接觸,要求通商。
和18年前一樣,福建官方聞訊一陣騷動,但他們很快想到沈有容的例子,便準備依樣畫葫蘆再來「諭退」一次。
10月1日,浯總司澎湖守備王夢熊率領四艘戰船來到澎湖,隔天在娘媽宮前以隆重儀式呈遞福建巡撫商周祚的書信,嚴正表示澎湖是大明天子所有,荷蘭人不得占領。
接著口氣一轉,建議他們前往台灣的大員、打狗或淡水等大明國境外的港口設立據點。
王夢熊把沈有容的事蹟從頭搬演了一次,但這回有備而來的紅毛番卻變得不可理喻。

更有甚者,科恩總督在雷爾生出發前就已下達明確指示,如果中國人不願意通商,那就廢話少說,
「竭盡所能去攻擊中國人,無論在海上或在陸上的都要予以攻擊」。
於是就在王夢熊離開澎湖的同一天,八艘荷蘭船艦緊跟著前往閩海,其中三艘在途中被颱風吹回巴達維亞,剩下五艘船還是照計畫對中國「開戰」。

著名的荷蘭船長班德固(Willem IJsbrantszn. Bontekoe)也參加了這次的攻擊行動。
他所寫的《班德固船長航海記》不僅在十七世紀時風行一時,至今在荷蘭依然家喻戶曉。
班德固在書中描述了這場「戰爭」的許多細節——事實上大多數的時候並非與明朝官兵作戰,而是侵擾平民和商人。
他們看到食物或值錢的貨物就搶走、砲擊村落、大量燒毀戎克船並封鎖廈門灣。他
們殺死反抗者,同時捕捉了上千名中國人,運到澎湖當苦力。

班德固寫道:「我們將他們都送到澎湖群島,當時島上正在建造堡壘;
那裡也有從別的船隻送過來的中國人,我們將他們一對一對地綁在一起,要他們運送泥土到堡壘。
他們的人數總共有1400人,後來他們被送往巴達維亞,在那裡當成奴隸賣掉。」

班德固這段敘述仍有所保留。
中國俘虜運抵澎湖時,風櫃尾城堡正因為颱風侵襲而嚴重損毀,俘虜們於是被派去幫忙重建。
荷蘭人在澎湖存糧不多,每天只給每個中國人半磅大米,許多俘虜餓死或病死。
1624年1月巴達維亞城評議會寫給公司董事會的信中說,
第一批1150名中國俘虜,有一半死於傷感、病痛、貧困和過度勞累,
有571人由齊里克澤號運往巴達維亞,
其中473人在途中死亡,
另有65人死於水病(可能是指傷寒,或飲水中毒),
最後只有33人倖存。

荷蘭人在十七世紀使用的「東印度人型」大帆船,大約只需80人就可以操作,從歐洲航向東方時通常會載300人左右,其中包含行政人員與士兵,如此已嫌擁擠。
但齊里克澤號從澎湖航向巴達維亞時竟搭載了112個荷蘭人和571名中國俘虜,總共683人,
可以想見,多數中國俘虜是被塞在密閉的底層貨艙中,呼吸著滯悶而充滿病菌的空氣,不病死才怪。

也由於中國俘虜的勞動,風櫃尾城堡在1623年9月底前,終於完成了四個稜堡。
雷爾生寫信給總督說:「我們用盡在此地所能想到的所有辦法建造了這個城堡,這城堡的外牆用泥土、黏土和煙灰建立起來,表面加砌磚頭,但找不到材料使那些磚頭固定下來,所以現在只能用木板和竹子在四周固定……在這四個稜堡和半月堡一共架設29門大砲。」

荷蘭人毀城撤離 
1622年底荷蘭人在福建沿海劫掠一個月後,福建巡撫商周祚邀請雷爾生到福州會談,商周祚提出的條件還是一樣:
荷蘭人退出澎湖,如此則允許中國商人前往公司的貿易據點。
較進一步的發展是福建當局派出使者到巴達維亞和總督當面談。

但在使者抵達之前,性急的科恩總督已經派遣由法蘭森(Christiaen Franssen)司令官率領的增援艦隊前往澎湖,發動第二波攻擊。
荷蘭人連年騷擾使閩海居民受創甚深、群情激憤,朝廷也撤換商周祚,改由強硬派的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撫。

荷蘭人在澎湖的日子並不如意,
雷爾生常在信裡抱怨澎湖天氣不好,是個不健康的地方,有痢疾、水腫和其他疾病,因而經常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生病;
這裡在雨季時水會變得像酸牛奶那麼白,旱季時井水變得稀少,而且帶有鹹味;
澎湖不產糧食,他們經常短缺食物,必須從亞洲各地運來,而船隻又常為風信所誤。
他們也缺少各種裝備,譬如大砲的火藥一度少到只能讓每門砲擊發十幾次。
雷爾生在信中總是開列一長串的補給請求清單,
請總督盡快送來武器、彈藥袋、纜索、滑輪、帆布、鐵釘、木拴、做蠟燭的蠟、瀝青、皮桶、唧筒……等數十種物品,但總督卻很少滿足他的請求。

許多和公司契約期滿的員工請求離職返國,雷爾生必須費盡唇舌加以挽留。
他寫道:「看起來此地有點太貧瘠了,我們在此地的大部分士兵,特別是那些牧師和探訪傳道,都請求解職離去。啊,甚至有人提說,只要能解職前往巴達維亞,送些錢給那些貧窮人也願意,有些人則不領薪水也願意。」
但他自己也在這封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辭意。
他說,真希望一開始沒有發動戰爭,而是經由談判,或者到大員去貿易。

這封信寄出兩個月後(1623年11月),增援艦隊司令官法蘭森接受福建當局邀請,前往廈門簽訂貿易協議。
沒想到這是南居益設下的陷阱,法蘭森在宴席中被逮,停在廈門港的荷蘭船隻同時遇襲,快艇梅登號(Muijden)被燒毀。

經此一役,雙方氣勢逆轉。
隔年2月王夢熊率領先鋒部隊登陸白沙島,隨後明軍持續增援,不斷興築營壘,慢慢向風櫃尾逼近。

這時雷爾生的辭呈被批准了,總督派宋克(Martinus Sonck)前來接替他。
事實上總督也已經換人,新任總督有鑑於軍費壓力沉重,又只能帶來反效果,因此命令宋克以和平手段達成通商目的。
宋克在8月3日抵達澎湖,一上岸就聽說中國軍隊已經有兩百艘戎克船和上萬名士兵壓境(事實上是3千人),
於是他寫信給明軍指揮官副總兵俞咨皋要求和談,但俞咨皋不理會他,仍持續步步進逼。

兩年來雙方爾虞我詐、背盟欺騙,彼此間的互信已蕩然無存。
明朝官員不再願意與荷蘭人談,但他們透露不排斥透過中立的第三者居間協調,
因此雷爾生和宋克幾度力邀活躍於東亞各國的大海商李旦前來協助,
然而李旦因病在大員休養,只能先派他的助手鄭芝龍從日本到澎湖來幫荷蘭人當翻譯,對局勢沒有什麼幫助。

明軍逐漸完成對風櫃尾的三面包圍,並切斷荷蘭人汲水的道路。
8月16日,明軍直逼風櫃尾城堡,情勢一觸即發。
幸好第二天李旦即時趕到,在他的斡旋下,雙方終於恢復談判並達成協議。
一切回到原點:荷蘭人拆除城堡、撤出澎湖,福建當局同意在境外通商。
荷蘭人提出希望換回法藍森等俘虜,但為中方拒絕。
幾天後荷蘭人開始動手將有用的建築材料拆卸下船,運到大員,後來用作熱蘭遮城的建材。

宋克在致總督的信中記載,這段期間俞咨皋「以大官的姿態和優雅的風度來訪問並視察這個城堡,暢談這城堡拆毀以後的情形」。 
9月10日,荷蘭人拆城已畢,撤往大員,從此展開在台灣38年的殖民統治。
南居益奏報朝廷說,荷蘭人走時還留下東門外的三層大樓,因為是雷爾生的住處,尚留戀不忍。
於是督派王夢熊直抵風櫃,盡行拆毀。

尋找古城的身影 
1604年,韋麻郎艦隊自大泥出發打算前往澳門,卻飄到澎湖;
1622年,雷爾生艦隊從巴達維亞出擊,攻打澳門失敗,又退而求其次占領澎湖。
學者翁佳音認為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,而是結構上的必然。

澎湖距離台灣和福建都不遠,又是怒海中一塊平靜的避難所,自然成為風帆動力時代船隻必停之處。
5千年前,已經有台灣西南部住民前來做短期採集。
唐末時漢文化抵達澎湖,南宋以後,東亞各國間貿易熱絡,海上交通漸趨頻繁。
古時沒有精確的定位系統,大海茫茫危機四伏,
最安全的行船法則便是摸著石頭過河——循著已知的島群一座座駛去,
若錯過了應該看見的島嶼就趕緊回頭。
而澎湖就是閩南船隻出海必經的第一座地標。

元朝時人們開始把外海分為東西洋,
「東洋」指爪哇以北各地,
「西洋」最初單指印度南部一小塊地方,
但隨著「鄭和下西洋」的船隊越行越遠,西洋一詞的內涵也隨著一直延伸到非洲東岸。

人們在海上用指南針辨別方向,久而久之,歸納出幾條主要的海上「針路」。
東洋針路自福建出海,經澎湖到台灣南部,再由恆春貓鼻頭過巴士海峽到呂宋、摩鹿加或婆羅洲各地;

琉球針路則是經台灣北部雞籠山、彭佳嶼、釣魚台,接上八重山群島以至那霸,又可向北通往日本。
從閩南地區出發時,也會經過澎湖。

十六世紀葡萄牙帆船前往日本,就是從澳門循大陸沿海到漳州後,經澎湖接上琉球針路。

台灣和澎湖佇在幾條國際航線的十字路口,閩南商船前往馬尼拉和琉球、日本商船南下、葡萄牙商船北上,就在這裡交會。
大陸沿海的漁民、商人和海盜也以這裡為活動場所。
於是葡萄牙人喊出了佩斯卡多麗斯(Pescadores,漁翁島)和福爾摩沙之名,豐臣秀吉派人試圖招諭高山國,
而曾一本、林道乾、顏思齊和鄭芝龍等海上強豪先後在台澎據地結寨。

翁佳音提出,
若不拘泥於政治史或台灣本島人的片面觀點,
那麼近代初期台灣史並非從台南寫起,
而是由傳統中國「東、西洋」航路的海洋場域開幕。

此外,每當外部力量撞擊台灣時,澎湖往往首當其衝。
鄭成功率2萬5千大軍攻台,先在澎湖候風多日;
施琅率清軍水師在澎湖灣擊敗劉國軒指揮的明鄭軍隊,鄭克塽便即投降;
中法戰爭時法國海軍上將孤拔橫掃清朝的海上武力,並攻占澎湖以封鎖台灣海峽,
後來在此染病,又因中法言和而抑鬱死在澎湖灣內的軍艦上;
甲午戰爭後期,日軍也趁李鴻章即將抵達馬關議和之前,先攻下澎湖擴大戰略布局,為之後的要求割台與接收台灣埋下伏筆。

由於風櫃尾扼守著馬公灣入口,荷蘭人撤走之後,明朝一度短暫地將城堡遺址整修為「銃城」並派兵300員駐守。
明鄭、清朝和日據政府也都曾將古城當作砲台使用。

雖然明朝文獻清楚地指出荷蘭人所築的城堡位在風櫃尾,
但不知怎麼到了清朝以後,各地方志記載的紅毛城卻混亂分歧,
說在「瓦硐銃城」的最多,
說是在媽宮街外紅木埕的也不少。
後世更有人附會說「紅木埕」和「紅毛城」的閩南語發音相近,可為明證,但其實該城是明軍所建。
此外也有文獻說紅毛城是在奎壁澳、赤崁澳或吉貝澳,乃至於「以上皆是」,把一切來源不明的城寨都算在荷蘭人頭上。

真正的風櫃尾古城反而幾乎不被提及。
直到十幾年前,學者訪問風櫃尾時,當地居民仍多以為蛇頭山上的古城是日本人所建。
 1932年(昭和七年),歷史學者村上直次郎前往風櫃尾踏查,
發現古城四隅有疑似稜堡基礎的稍微高起部分,
他用腳步測量城寬約為56公尺,
並發現面向港口一側殘存一點基礎石壁,但不能斷定石壁是荷蘭時代的產物;
1972年荷蘭學者包樂史也曾到訪,與村上看到的差不多。
但他們的報告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。

1988年(民國77年)曹永和先生在「澎湖開拓史」研討會上提出論文,
詳細比對中荷文獻,
並發表一幅奧地利維也納圖書館所藏,荷蘭人於1623年所繪的《澎湖港口圖》。
圖中清楚繪出風櫃尾城堡的位置、形制和周邊情況,證實了古城的身分。
當時報紙還以曹永和「發現」紅毛城確切位置為標題加以報導。 
然而古城並未因此受到重視,不但未被指定為古蹟,還遭到40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破壞。

1998年海軍興建港口標示燈——也就是我爬上去觀看城蹟的那兩根燈桿——承包商為了施工出入方便,用挖土機將古城的西南和東北兩道牆各挖開一道大缺口。
事後媒體詢問時,海軍只簡短回覆不知道當地有古蹟,縣政府則說古城「尚未出土考證無法申請列為古蹟」。

此事經過媒體報導與輿論批評,兩年後古城終於被列為縣定古蹟,又兩年後提升為國定古蹟。
但直到2007年,在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與澎湖縣政府合作下,才設置了步道和解說廣場。

我是在2001年秋天造訪這座古城的,當時它已被指定為縣定古蹟一年半,但仍是一片荒蕪,也沒有任何告示。

古城最初因為主要是壘土而成,稱不上堅固,但也因為沒有太多具利用價值的建材,故而主體未遭拆毀破壞。
古城一直都在這裡,歷代皆曾使用,但人們不知為何在文獻中將它丟失了數百年。
等到人們好不容易確認了它的身分,它卻又立刻遭到建造以來最嚴重的傷害。

我到訪時,古城被掩蓋在仙人掌等植物之下,難以窺見它的面貌。
卻是爬上了破壞古城的元凶——港口標示燈上,才得以望見大要。
人和古蹟之間的關係,何以如此周折?

古城遺跡似乎只是一圍不起眼的土堆,受著呼嘯不止的北風,伴著無盡的荒涼。
叫人難以想像這裡曾有艦隊靠泊,城中往來著荷蘭士兵、神職人員、班達奴隸、中國俘虜、明朝將領、大華商與大海盜……

但透過當時的中荷文獻,尤其是雷爾生從這座城中寄出的一封封書信,這一切倏然變得鮮明而具體了起來。
乍一想彷彿是文獻潤澤了古蹟,但若不曾實際走進城中看見現場險峻的形勢、不曾在蛇頭山上看見海灣旁歷史之流高密度的匯聚,那麼一切文獻也終究只是寒涼而抽象的符號。
正是這座古城,讓文獻裡隱約閃爍的光影,有了投射成形的屏幕。

蛇頭山上風雲際會 
雷爾生在1624年8月交卸了司令官的職務,隨即返回巴達維亞。
他在那裡遇見了同樣任滿離職的班德固船長,
於是他以返國艦隊司令的身分,搭乘班德固的船出航回國,不料在印度洋上一病不起,最後死在非洲東岸的聖露西亞島。

班德固船長回到故鄉荷恩,後來將他的航海故事出版,大受歡迎。
他在老家度過30餘年的退休生涯,一直活到1657年。

接替雷爾生的宋克,退出澎湖後在大員設立商館、興建奧倫治城(後來改為熱蘭遮城),成為第一任台灣長官。
然而第二年(1625年)9月,他搭乘的小船在台江內海遭遇風浪翻覆,因而溺斃。

而在廈門遭到明朝官員設局逮捕的增援艦隊司令官法蘭森,在事件告一段落後被押往北京,在御門獻俘予天啟皇帝,最後斬於西市,並傳首各邊以威四夷。

福建巡撫南居益後來升任河道總督,因不肯諂侍魏忠賢而被罷官,幾年後復出,又以工部尚書致仕。
1644年(崇禎十七年)李自成攻陷他的家鄉,試圖加以招降,南居益不從,絕食七日而死。

澎湖守備王夢熊從頭到尾參與了荷蘭人占領澎湖事件,表現活躍。
他因為這次的功勞而升為澎湖游擊,並負責在穩澳(或稱文澳,就是紅木埕)興建城池,
但因為貪汙工程款而在1631年(崇禎四年)被判處斬監候。

李旦在荷蘭人撤出澎湖的第二年,因病在平戶逝世,比宋克還早了一個月。

那位「以大官的姿態和優雅的風度」視察風櫃尾城堡的副總兵俞咨皋,後來升為福建總兵,
又因為和荷蘭人接上頭,遂獨占了對台貿易的巨大利益,每年供應東印度公司價值數萬里爾的生絲。
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,當他意氣風發地來到風櫃尾城中,陶醉於勝利的氣氛時,角落裡有一名年輕的漢人翻譯鄭芝龍正冷眼看著這一切。
鄭芝龍不久後迅速成為閩海勢力最強大的海盜,並在四年後攻入俞咨皋駐守的廈門,逼得俞咨皋翻出城牆逃跑,從而取代了他在官場和商場兩面的地位。

30餘年後,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率領大軍從金門出發,在澎湖候風數日,
然後強渡黑水溝攻下了熱蘭遮城——一座使用了從風櫃尾城堡拆下來的建材所築的先進堡壘。

各路豪傑在這蛇頭山上風雲際會,隨即又風流雲散。
荷蘭人撤出澎湖不過數年,參與此事件的重要人物已有大半謝世。
然而個別生命的消逝,並無礙歷史之流繼續匯集在這澎湖灣上。
只有這荒蕪的土城,獨自穿過日復一日的寂寞冷清,靜待數百年後的某一天人們憶起它來,前來尋訪,從而看見歷史曾經浩浩蕩蕩流動的痕跡。

【完整內容請見《歷史月刊》256期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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